新中国外交官回忆——出使波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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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湛（1921年-1992年）生于英山县石头咀镇冯畈村，中国共产党同龄人。曾任外交部副部长、中国驻加拿大大使。1992年逝于北京。在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，为党、为国家作出了贡献。

▲ 中波政府协定签字场景。图为余敬东提供

1949年10月7日，我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建交，1950年6月12日，波兰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布尔金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，进而向我国政府提出，希望我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彭明治将军能早日赴华沙莅任，参加波兰7月22日复兴节（即国庆节）纪念活动。

▲ 签字人为彭明治，后排（右三）为余湛。

图为余敬东提供

但那时我国政府刚任命了驻波兰大使，其他干部均未配备。于是我被改任命为驻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，随彭大使先行飞华沙赴任。虽然行期匆匆，好在我们都是军人，叫走就走。只是大家均无出国准备，身上还穿着军装，仓促间，每个人都忙着做衣服、购买日用品，别的事情一概顾不上了。

▲ 位于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国外交部东大门

离京前夕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于7月12日下午，在外交部东楼大厅接见了我们。总理习惯于对不认识的同志逐一询问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经历和现任职务，边问边谈，和蔼亲切，有如一家人聚集谈天，令人毫无拘束之感。

总理说，作为外交官，第一要站稳立场。做到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

第二要掌握政策。不仅要掌握总的外交政策，还要掌握国别政策和各种具体政策。

第三要钻研业务。打仗你们比较熟悉，外交则是一个新工作，这就要求好好学习。不仅从书本上学，还要从工作中学。

第四要遵守纪律。外交工作高度集中，集中于党中央和毛主席。遇事要请示报告，不可自行其是，也不许隐瞒不报。对外说错话做错事，更要及时如实报告，以便设法弥补。绝不能隐瞒不报，否则错上加错，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。

▲ 周恩来总理 资料图

总理还告诉我们，外交官在公众场合尤其要注意仪表，因为在国外，每个同志都被看成是中国的代表。谁出了洋相，人家不会说是张某人、李某人，而是说中国人。我一边听总理讲话，一边联想起以往见到总理时，他的仪表风度。

总理在各种场合都是仪表堂堂，气宇不凡，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。会后，总理还特地嘱咐外交部的领导，彭大使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，准备又很仓促，而新华社吴文焘出国多年，对苏联东欧的情况比较熟悉，也有些经验，可请他到华沙协助几天。

▲ 波兰驻华大使馆

布尔金为我们举行的欢送宴会在波兰驻华大使馆举行。布尔金在门口迎接。由于两国大使的夫人都不在北京，所以这次虽是晚宴，却未请女宾，也无女主人出席，成了一次不多见的男士晚宴。

长方型的餐桌摆在大厅里，宴会以主人致欢送辞和主宾致答辞开始，气氛十分活跃。我是第一次出席外交宴会，一切都感到生疏，只好先看别人动作，然后依样画葫芦。陪我的主人是大使馆的文化专员罗甫曼，会说点速度很慢的汉语，他满面笑容地和我交谈，不断地找借口请我干杯。我们谈得很投机，但喝酒则采取他说话的方式——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来。

我知道喝醉酒是外交人员的大忌，不论醉后失态，有伤国体，还是醉后胡言，有损国家利益，都是绝对不允许的，轻则受处分，重则撤职。但我终究是新兵，对主人的殷勤相劝不善应付，以至回到外交部不久，便不由自主地呕吐起来，昏昏欲睡了。朦胧中听见伍修权说，他没有经验，喝醉了，让他安静地睡一会，醒后上楼找我。

谁知一觉竟到次日凌晨三点多，我急忙上楼，没有等伍修权开口，便主动做了检查。我相信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在外交宴会上醉酒。40年后再仔细回想一下，那次说的话是真正算数的。

▲ 伊尔-14客机

出发的那一天，我们乘坐的是苏制伊尔——14型飞机，布尔金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等同志到机场送行。我们的座机向西北方向飞去，预计航程二万余里。经过的蒙古和苏联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。

在飞机上，我联想起第一次出国的情况。那是1947年的元旦，我们身着便服，从朝鲜过境，既没有持中国护照，也没有朝鲜的过境签证，身上还携带着手枪和弹药等违禁品，只是由我党驻平壤办事处主任吴亮平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交涉，取得谅解，并派办事处副主任李盤民到港口迎接，也就顺利入境了……

当许多往事在脑海里萦回的时候，我们的座机已在不知不觉中飞入苏联境内的伊尔库茨克市。座机降落时在伊市已是黄昏，因次日早晨又要继续飞行，便住在机场旁的一个旅馆里，大家稍事休息后到餐厅就餐。

我们不懂俄语，叫菜自然成了两位俄语翻译的事情。可是两位翻译在学校没学过菜名，也没吃过俄国菜，看不懂菜单，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他俩却一筹莫展。

我问两位翻译能不能分清酒、汤、菜。他们回答：能。我说这就好办了。多叫几样菜，总有一两样能吃的，至少能用面包填饱肚子。实际证明，叫的菜多能吃，只是不大习惯。

▲ 签名后交换文本，

立于桌旁的是时任政务参赞杨琪良。

图为余敬东提供

饭后，我们外出散步，杨琪良参赞突然发问，大使馆每天具体做些什么？结果不但我说不清楚，大使也不知道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一致决定婉拒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晚宴，分头找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有关负责同志谈，向他们请教。他们出国已有半年，总有些经验。

那时王稼祥大使和中将武官边章武都不在使馆，当晚便由彭明治大使找临时代办曾涌泉，杨琪良找文化参赞戈宝权，我找一秘张观，林放找少将副武官吉和分别交谈。

他们介绍了半年来的工作经验和有关情况，并向我们提了一些参考性意见。次日我们在火车上集体听取了各人的汇报，感到收获很大，使我们对大使馆的工作知道的更具体，更清楚了。

▲ 华沙萨克逊宫在二战中被摧毁 资料图

火车于17日上午抵达特列斯波尔特。这是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波兰边界火车站。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巴尔托乘专列到边境火车站迎接。专车当天抵达华沙，吴文焘和姜治芳把我们一行接到太阳街前国民党大使馆。

这是一座独立的两楼一底的私人寓所，房间很少。每层都是两室一厅，平面布置不同。我们看后决定：两个厅都做会客室；楼上厅里间小屋做大使的宿舍兼办公室，侧间稍大，做参赞、一秘和副武官三人的宿舍和办公室。室内三床一桌，以床作椅。一楼两间做翻译和会计等的宿舍兼办公室。其余同志都住地下室。

有的同志说，大使的房子太挤，后面来的同志无法居住。姜治芳说，这也算是好的了。战前的华沙是一座繁华美丽的城市，被称为“小巴黎”。战争时期，惨遭希特勒法西斯的破坏，85%的房屋被毁，全城瓦砾。最富庶的犹太人集聚区，全被夷为平地。

姜治芳说，我们来时，生活条件比现在还困难。我们住在一间厕所里，白天把一块木板放在洗澡盆上做办公室，晚上收拾一下文件就在木板上睡觉。要想洗澡就把木板拿下来。

▲ 1944年8月吴文焘（右二）在办公窑洞前

一天，姜治芳拿来一叠伪大使馆的文件交给我们。他说，伪大使馆只有三人，代办、主事和我，我决定起义后，他们两人拿着密码、印章、现金跑到拉丁美洲度晚年了。留下的只有这点领事部文件，没什么密件，现在交给你们。此外就是这所房子，是租的，还可用几年。

吴文焘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情况以及他在国外工作的经验。他特别谈到，虽然我们和欧洲的同志都是共产党员，思想上共同的东西很多，感情上也很亲近。但是由于彼此情况不同，文化传统各异，革命经历也很不一样。因此如何增进相互理解，是我们搞好关系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。他举了一例。

▲ 1947年，毛泽东转战陕北行军途中。

1947年，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，开始反攻，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，拖住胡宗南这支唯一可以机动的大军，并相机消灭之，宣布主动撤出延安。

布拉格不明真象，也弄不明白我们的解释。闻讯大为震动。新闻界的朋友把我包围起来，纷纷指着我的鼻子质问：“你们天天宣布打胜仗，怎么突然把延安丢了呢？”我当时正拿着一卷新华社社论，其中说到我军撤出延安，标志我军的胜利。谁知他们更气愤了。

意大利共产党《团结报》的记者带着蔑视的表情，两眼直瞪着我：“哼！把中国的‘莫斯科’都丢了，还说什么胜利？真是大言不惭！”

过了不久，我军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，他们又振奋起来，见了我喜气洋洋。他们说，我们眼看你们要失败了，怎么又转败为胜了呢？我说，中国的情况和你们有很大的不同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和你们的战略战术也很不一样。相信你们会慢慢明白的。

▲ 1950年7月20日，呈递国书后离开波兰总统府。

图为余敬东提供

离波兰国庆仅有五天了。我们当时的第一要务便是呈交国书，否则我们的大使按国际惯例还不能参加外交活动。

7月18日上午，彭大使如约拜会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，商定拜会波兰代外长的时间，接着拜会外长斯克列夫斯基，递交国书副本和颂词副本，并商定递交国书的时间。

是日下午，礼宾司长约见杨琪良参赞谈递交国书程序。杨琪良是个办事认真的人，记得特别详细，回馆后转达得也特别详细。为了不出差错，我们在馆内预演三次，直到大家学会为止。

彭明治大使向波兰贝鲁特总统递交国书的时间定在7月20日上午，参加的人中国方面有杨琪良参赞、林放副武官和我，郭洁、南舒礼担任翻译；波兰方面有总统府文官长，武官长，外交部礼宾司长和远东司代司长。我们一律穿中国外交官的礼服中山装，波兰文职官员均穿燕尾服。

▲ 今波兰总统府

巴尔托按预定时间乘总统专车到达中国大使馆迎接大使，车前悬挂着中波两国国旗，稍坐片刻，即请彭大使乘总统专车由他陪同前往总统府——贝尔维代尔宫，我们乘车紧随其后。进总统府大院后，我们陆续下车，列队一旁。礼宾司长陪同大使检阅仪仗队，仪式和接待外国元首一样，颇为隆重。

阅毕，我们排成两行，跟着大使步入总统府大门，举行递交国书仪式。礼毕，总统请大使到自己办公室交谈，我们留在大厅内和其他波兰同志谈话。事后彭大使说，总统态度友好，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评价很高，希望发展两国关系，将尽力帮助我们的工作。

总统和大使从总统办公室出来后，又和我们稍作交谈，然后握手告别。总统态度慈祥，谦虚友好，给我的印象很深。

▲ 驻波兰使馆第一个国庆招待会，

华侨与波兰朋友的合影。

图为余敬东提供

我们有幸参加了波兰人民胜利的节日——7月22日“复兴节”，这是波兰共产党人组成的波兰工人党联合波兰社会党左派、激进的农民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民主组织共同建立的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”发表联合政府宣言的日子。此后，这一天便成为波兰的国庆节。

国庆招待会设在波兰政府的后花园内，我们一出现即受到波兰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，也引起全场的注目。我们和波兰同志为友谊和健康干杯，互相祝贺胜利，祝贺今后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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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 | 《世界博览》

作者 | 余湛

图片 | 余敬东（余湛之子）提供  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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